穿道袍的帝国主义强盗

今年是义和团运动100周年，一百年前爆发了以农民为主体的、震撼中外的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运动是把反对利用宗教作为侵略工具、反对列强瓜分和抵抗八国联军结合起来而进行的民族自卫战争。它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巨大力量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性，表现了中国人民敢于同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勇气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狠狠地教训了入侵者，对中国当时面临的亡国危机起到了挽救的作用。周恩来对义和团运动曾给予极高的评价，他说：“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为争取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而献出生命和鲜血的义和团先烈们，丹心碧血，将青史永垂。

为“基督文明”而战的八国联军（许多传教士也不例外）在攻打北京和北京陷落后犯下了滔天罪行，他们的全部罪恶是罄竹难书的；西方在华的强力传教与“护教”军队在中国人心灵所造成的极端痛苦与屈辱，中国人民也是不会忘记的。本文仅就义和团运动时期，洋教士在北京的暴行，略作叙述，以兹纪念义和团运动并缅怀先烈。

义和团运动期间，洋教士无恶不作，始终与中国人民为敌。他们从干涉、参与武装镇压到抢劫，直至设计进一步侵华方案，欠下了中国人民数不清的血债。

19世纪末到1900年春，义和团在山东、直隶和京津迅速发展，帝国主义大为震惊，列强公使纷纷出面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它严惩义和团，以后又发展成八国联军侵华。洋教士也兴风作浪，推波助澜。

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所谓中国问题专家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他早在山东时就用各种手段抢占房地产，以扩展他的地盘。他以《字林西报》专栏作家的身份，大写文章、广造舆论、诬蔑和谩骂，并要求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他于1899年12月2日，向驻京美国公使馆发出了下列电报：“拳民叛乱在山东、直隶两省的20个县迅速蔓延。枪杀、放火、暗杀之事有增无已，其明显目标在杀害基督教徒，驱逐所有外国人。除非四国公使联合起来，使用压办，则庞庄—临清—济南府的美国人，认为形势是毫无希望的”。（麻海如：《华北公理会七十五年》，第64页）同年《字林西报》上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北方火灾临头》。他疾呼“若不从速扑灭，则全帝国将无外人可居之地，甚至连将来的势力范围也就没有了”。明恩溥还亲自出面控告鲁西道台吉灿升，平原县令承泗、高唐州知州李恩祥、夏津和屠县的秦应举等，“惩办拳民不力”。袁世凯任代理山东巡抚后，他又和袁商讨有关镇压“大刀会”事宜。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也竭力参与帝国主义列强镇压义和团的活动。1900年春，李提摩太到美国出席“环球基督教会议”和“布道差会会议”。在会上，指陈中国局势的严重，预言不久将有“变乱”发生，要求各个传教机构采取共同行动，设法弭止。接着又到波士顿、华盛顿、纽约州等地，发表演说，会见美国政府要人，请求美国干涉正在中国兴起的义和团运动。返华途中，他听说义和团运动已经由直隶发展到许多省份，便发电给上海的英国总领事，转请英国首相要求中国各省督抚对在华英人的安全负完全责任，如有事故发生，惟该督抚是问，提供了“东南互保”思想的端倪。

1900年5月19日，天主教北京教区法籍主教樊国梁致函毕盛，因义和团在京师及直隶发展迅猛，请法国武装人员驻北京，“保护我们和我们所有的东西”。（《蓝皮书》，第72页）

1900年5月末，传教士们一再向荣禄、裕禄、顺天府尹和总理衙门发出紧急函件，要求他们迅速镇压义和团，保护洋教势力。樊国梁写信给荣禄说：“……即是保安、安肃、安兴、新城、霸城、霸州等处拳匪日众，凶焰甚炽，眈眈虎视，……本主教目击如此情形，不得不为之太息流涕也，而乞阁下遇便代为奏明皇太后，设法救教民于水火之中也”。“若不作速想法严办”的话，列强将“护教弭乱”，将要“仿效占据胶州之故事”，各国军舰“将衔尾而至”，“数平匪乱”。（樊国梁、林懋德：《信稿录存》1900年，《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3期，第23页、26页、20页）

1900年6月八国联军攻陷大沽炮台，7月14日，天津陷落，在准备向北京进军时，联军搜罗了不少传教士充当侵略军的向导、翻译、情报官等。

樊国梁在给巴黎遣使总会白登卜的报告中说：“我们在京城有一所中法学堂，为法国远征军提供了五十多名翻译官，其中有八名是精通中国话的传教士，……这是为了提供军队将领们所需要的情报，这些情报对他们来说是很有用处的，他们都受到法国将军们的感谢和致意。在此我还要向你们报告，我手中已掌握义和团头目的全部名单，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逃遁的去处。”［《遣使会年鉴》1902年（合订本），第71页－72页］

法国远征军伏依龙军团司令福里在给天主教北京教区副主教林懋德的信中透露：“自从联军开到直隶境之后，你非常乐意派遣传教士们以随军司铎身份加入军队，我们对他们在各方面无不尽量照顾。……他们离开自己传教的职务，在各种情况下，特别是在作战期间为军队服务的热情和诚意，是值得我们十分感激的”。（《传教杂志》1902年合订本，第123页）

除天主教传教士外，基督教一部分传教士也有人担任情报官的职务，丁韪良、明恩溥等都脱去了道袍，成为翻译官，并拿起了武器。义和团开始包围使馆时，丁韪良搬进了英国公使馆大院，领了毛瑟枪，参与巡逻和枪杀义和团。明恩溥也借华北公理会举行年会之时，跑到北京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与丁韪良等一起荷枪实弹地镇压义和团。

在天津的英国传教士宝复礼被英国远征军雇用，任远征军情报处官员，随联军进攻北京，他还带几名中国教徒充当便衣密探。据他自己说：“情报处负责绘制每天的行军地图，……图上标明每一村庄和道路，以及密探所能获得的其他情报，包括敌方的炮位、炮数和战壕；事实上，这张行军地图对军官们的重要性等于航海图对船长一样。……在我们出发前5天，首先派出两名基督徒学生充当密探，……当他们回来向我们报告时，我把他们带到司令部，……他们提供的全部情报在地图上一一标明。……这已成为每天的日常公事”。（《传教杂志》1902年合订本，第123页）宝复礼在跟随联军打到北京的过程中犯下了一系列的罪行。据他自己的叙述：“这时我们已捕获了不少俘虏，……通常是把他们编成12人或20人一队去拖船或推车。……凡敢于逃跑的就立即射杀。……我的一部分任务就是审问这些俘虏，把所得的情报给情报处”。（《跟随联军从天津到北京》，第80－81页，第101－105页）他又说：“8月12日，参谋长巴鲁将军把我叫去，……把窦纳乐的一封急信出示给我看，……内容是指示攻入北京城最适宜的地点，并附有一份作战计划书。……我认为他要我们从永定门打进城去的建议是错误的；首先，这样做使联军多走三英里路，这将浪费时间；其次，永定门要比东南城沙窝门坚固得多。我们建议从沙窝门（即广渠门为外城的东门）打进城去。我的意见被采纳。……13日黄昏，先头部队出发后，我接到命令，叫我次日凌晨两点钟跟随将军率领步兵团出发攻城”。（《跟随联军从天津到北京》，第101页－105页）实际上宝复礼早在被英军雇用前就已为他们效劳了。1900年7月14日八国侵略军攻陷天津。宝复礼奉命带一名骑兵上尉去搜查总督（裕禄）衙门，把总督留下的一些重要文件带走。

从以上可知，所谓“传播基督福音”的传教士已撕去其伪装，成为八国侵略军的一部分，直接参与了武装侵略的行列。

八国联军攻下北京后，烧杀掳掠，“京内尸积遍地，腐肉白骨纵横。”（《义和团》第1册，第90页）他们在北京下令大杀、大抢、大烧三天，实际上岂止三天。侵略者的滔天罪行，真是罄竹难书的。就连后来担任八国联军总司令的瓦德西也说：“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义和团》第3册，第123页）当时各国在北京的传教士，各国公使及其随员，也都趁火打劫，大发横财。

以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为首的传教士们，在法国公使的同意下，下令教徒抢劫，樊国梁自己也参与这一行动，从8月18月开始，连续抢劫了8天。1901年樊国梁同巴黎《时报》记者谈话时承认了这一事实。他说：“我们应该不应该下令抢劫呢？我于是去会见法国公使，……公使认为这个请求是合理的，就立刻准我所请”。（《遣使会年鉴》1902年（合订本），第69页）樊国梁于是公然出了“布告”下令教徒抢劫，并规定教徒抢劫不满50银两的，不用上缴。超过50银两的，一切抢来之物都应归公，堆入一处，然后大家均分。命令如下：“（1）每户为全家使用，在解围后八天之内所抑之粮、煤或其他物品，如基其总值不超过五十两银子（折合175法郎），可视为无义务偿还，因为这些东西属于绝对必需。（2）每户或每人于上述期间所抢之物，价值如超过五十两银子的，应负责偿还，可通知自己的本堂神父，将多余之物归公”。……（《遣使会年鉴》1902年（合订本），第229页－230页）据美国《纽约先驱报》1901年1月9日的报道称樊国梁仅在一处王府立山家里就抢去财物珍宝约值100万两银子。樊国梁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抢劫，但他只承认抢劫了二十万零四十七银两又五十枚”。［《传教杂志》1902年（合订本），第121页－123页］八国联军是同天主教传教士一起进行抢劫的。1900年12月14日，法国的《北方醒报》登载了某回国士兵的陈述道：“从北堂我们开向皇宫，修士们跟着我们去，……他们怂恿我们屠杀、抢劫，……我们行抢都是替教士干的。我们奉命在城中为所欲为三天，爱杀就杀，爱拿就拿，实际抢了八天。教士们做我们的向导。我们进一家就随便拿东西，我们把店掌柜抓了当仆役，教士们把抢来的东西，让他们背着运到北堂去了……”天主教的传教士还到各个县勒索巨额赔款。

基督教传教士和天主教传教士一样疯狂地参与了抢劫的活动。丁韪良也是抢东西的强盗。他对当时的北京情况是这样描写的：“有一大半居民放弃了他们的住所，向城外逃走了。由于他们仓惶逃跑，他们的衣橱里塞满了值钱的皮货，地板上撒满了最华丽的绸缎，有些地方满地都是银锭。多么诱惑人去抢劫啊！”（丁韪良：《北京被围目击记》第131页，第135页，第136页－137页）丁韪良承认自己“干了一点小小的抢劫”。他还描述了美国公理会都春圃牧师在一处王府抢劫的情况。他说：“美国公理会在一处王府驻扎，都春圃牧师发现该处和附近一带房屋里有大量的皮货、绸缎和其他值钱的东西。他向军队和使馆做了通告，把这些物品拿出来公开拍卖”。（丁韪良：《北京被围目击记》，第131页，第135页，第136页－第137页）

美国公理会梅子明牧师的抢劫活动更为疯狂，可谓是典型。他在使馆解围前就已动脑筋要抢占一座蒙古王府。8月14日后，他就挑选了他以前住处东首的那座蒙古王府，梅子明会同几个传教士，带领200余名教徒占领了王府。他们首先抢劫王府里的所有武器，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在他的指挥下，兵分两路，一路在王府里搜劫，一路到王府周围的各个客户家中进行抢动。他的一部分亲笔信，反映了他当时的强盗行径。如8月20日从蒙古王府他写的信中称：“由于我是王府的头头，我突然变成了一个显赫的人物，周围的邻舍把我当做一个王子对待”。他在8月29日的信中说：“今天我在这里前主人藏财宝的阁楼中发现大量的珠宝、纹银和四只表。我们将尽快地把这些财宝全部运到美国公使馆的保险库中去”。9月18日的信说：“福西士上尉带了二百名骑兵到北京东郊沙河和别的地方进行扫荡，我担任向导和翻译。我们放火烧了两个义和团总部，摧毁了一些军事设施”。（博恒理：《梅子明传》，第190页－191页，195页－199页）梅子明还将劫物进行公开拍卖，甚至私设公堂审问群众，进行逼供和敲诈勒索，并要他们供出义和团人员的去向。他还不时地跑到乡间去强迫派粮、派食物，要他们运送到侵略军的军营中去等等。

传教士们还到处任意勒索赔款，“用人头抵人头”杀害无辜农民和索取银两。从1901年到1902年，仅北京和直隶自筹赔偿给教会和传教士的银子竟达11124012两，这些都是在签订条约之外的额外勒索。

对传教士们的强盗行径，李佳白在1901年美国出版的《论坛》杂志上，发表题为《抢劫伦理学》一文中却为之辩护。他说：“抢劫是战争的战利品，倘若中国人不愿被抢劫，他们就不应该发起这场战争”“抢劫是一种高级伦理学”。他还对自己未能进行更多的抢劫表示遗憾。可见这位传教士的帝国主义本质。

美国著名的进步作家马克·吐温对当时传教士们在中国的暴行作了义正辞严的谴责。他写了题为《给坐在黑暗中的人》的长篇文章，发表在1901年2月出版的《北美评论》上。他首先引用了一段1900年12月24日《纽约太阳报》刊载的该报记者钱伯兰从北京梅子明处直接采访的消息：梅子明“已为每一个被杀害者索到三百两银子，并强迫对所有被毁损的教徒财产给予充分的赔偿。他还征收了相当于赔款十三倍的罚金。梅子明先生声称：他所索取的赔款，比起罗马天主教来，还算是适度的。天主教除了要钱外，还要‘用人头抵人头’，他们为每个被害者索取五百两银子”。

接着，马克·吐温评论说：“梅子明先生为了清算别人的罪行，从贫困的中国农民身上榨取十三倍的罚款，因此让他们、他们的妻子和无辜的孩子们势必慢慢地饿死，而可以把这样获得的杀人代价用于传播福音。他这种搜刮钱财的绝技，……正具体地表现出一种亵渎上帝的态度，其可怕与惊人，真是在这个时代或任何其他时代都是无可比拟的。”“文明之福托拉斯，用聪明谨慎的手段来经营，是一个聚宝盆。比起世界上的人所玩弄的任何把戏，这里面有更多的钱，更多的领土，更多的宗主权，以及更多的别种利益。”马克·吐温的正义谴责击中了要害，使这些干坏事的传教士张惶失措，美国的反动势力也为此慌了手脚。

不仅如此，传教士们还为帝国主义强盗设计了义和团运动后如何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方案。

1900年7月14日，李提摩太为列强拟订了一份“如何在中国恢复秩序”的“意见书”，印发给西方各国政府机构参考，重弹他在维亲运动期间提出的“国际共管”的老调，其内容如下：“目前中国既然没有一个被各国信任并能执行条约义务的中央政府，北京政权已通过一个秘密策划使全国陷入战争状态，……各国被迫必须组织一个新的、能够维持永久秩序、使中国人和外国人获得持久和平与繁荣的联合内阁。1、这个内阁将由一半外国人和一半中国人共同组成。2、每个能派遣10000名常备军驻扎在中国的大国得派2人为阁员。3、中国的总督和巡抚得推派同等数目的人（譬如说2人）为阁员。这些人必须是列强所绝对信任的。4、这个内阁的主要任务是：（1）保护各国人民的生命财产；（2）保障中国的领土“完整”；（3）毫无歧视地保护所有国家的利益而不是一个或几国的利益；5、新内阁将不受任何一国的直接管辖；6、应组织一个国际法庭处理这个联合内阁产生的一切问题；7、在过渡时期责成各国督抚负责各自辖区内的秩序，不可派遣军队援救北京”。（《李提摩太通信集》，第50页）

同年7月，丁韪良也草拟出《告基督教世界各国书》，叫嚷：“让基督教列强把这个异教的帝国（指中国）瓜分了，使中国跟着新世纪的到来而出现一个新秩序”。但不久，他又改变了主张，向各国公使提出新的主张。9月15日出版的京津《泰晤士报》上正式发表了他的“以华制华”的方案。其内容有：“1、为了根除慈禧太后制造的灾难，在各大国共同拟定下，将慈禧放逐，恢复光绪帝的合法权利；2、取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后颁布的一切政令，包括她任命的党羽的委任状，新政权许可者除外；3、恢复光绪帝的改革方案，在各国批准后执行；4、让各国划分势力范围，指派代表控制在其势力范围内的各省督府的行动。丁韪良进一步提出：“对中国来说，完全的独立既不可能也不可取。上述计划可使现有的机器保持运转，避免无政府状态，有利于进步，并可获得中国人中间最开明的人士的支持。另一个选择是推翻清朝，由帝国进行正式瓜分，这是一个包含长时期和痛苦磨擦的过程。按照我上述的方案，各国可有时间酝酿他们的政策，推动逐步改革，这比公开的或暴力的吞并所希望获得的利益要更为广泛。利用中国人治理中国人要容易得多，而用相反的办法不可能达到目的”。（丁韪良：《北京被围目击记》，第145页－147页）

同年9月28日，丁韪良在路经上海的返美途中，在上海的新天安堂（英侨礼拜堂）发表演说，又重申了上述的主张，并提出了一些“新”的“意见”，即“若能有一个由外国官员组成的强有力的委员会来指导这位年青的皇帝进行治理中国，和平与秩序就可以恢复。像目前这样的暴乱必须要采取预防的措施。为此目的，就必须解散中国军队，接收所有兵工厂或加以推毁。当你抓到了这只老虎以后，就必须拔掉它的牙齿，斩掉它的爪子。……”（《北华捷报》1900年10月3日，第729页－730页）这一番话中其狰狞面貌完全暴露无遗。

很显然，丁韪良的新“计划”，是要求由各国组织“联合委员会”，通过扶植傀儡来控制清政府，并实施对中国的“改革计划”，使中国成为各帝国主义共管下的殖民地，而所保留的仅仅是傀儡政权的外壳。

丁韪良后来又写了《北京被围，中国抵抗联军》一书，除了恶毒地攻击义和团外，还为美帝国主义出谋划策。他在提出“以华制华”政策之后，又为美国提出了领土的要求。他说“假如让我在中国境内挑选任何地方以代替战费的赔偿，由中国割让给我们一个‘立足点’，那最好是海南岛，这是一个在香港与菲律宾之间的踏脚石。它只有西西里岛的一半大，但在出产方面可能是同样富饶。那样我们就有一个踏实的基地，使我们在有关中国前途的一切重大问题上有发言权。60年前英国要求香港岛并不是为了掠夺土地，它所要的是一个根据地，一个转动世界的支点。对我们来说，为了取得海南岛而进行谈判，也不是越理非分的侵略。

……美国应当像英国一样，不因惧怕发展而放弃它光荣的卓越地位。……我们将领土扩展到太平洋沿岸，并将我们的势力延伸到日本和中国，是由于自然的伸展。……在中国，直到目前，我们的政治影响一直不够显著，但现在有一个很大的机会出现了，上帝不允许我们任其消逝，而不加利用。在我看来，我们并不需要大块土地作为我们的立足点。如果一个海南岛不够称心的话，再有一个大陆上的海口就可满足我们的需要了。也就是说，有了一个作为我们海军舰队的避风港，一个驻防阵地，使我们军队为了反对某个贪欲的国家企图吞并中国时，或是为了镇压另一次像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这种世界的暴动时，有一个集结的所在”。

丁韪良揭开了“善良的传教士”面纱，显现出了殖民主义者的原形，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出谋划策。